民族区域自治在“满洲国”——评《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-1945》

盛清以柳边界满蒙，自辽河及于松花江，远较今之三省|内蒙边界偏东。乾隆十三年皇命蒙旗非皇室特许，不得私租旗地与汉人。此谕须与重申满学，移旗人实关东诸诏合观，皆视关外为国本，蒙旗为皇家右臂，内北国而临华夏，其势尚属征服王朝，而汉民无敢议者。

僧王败死，蒙藩夺气。湘淮用事，朝廷渐属汉家。安西建省，即北廷首次以中原为国本，北顾边塞。戊戌庚子为满蒙垂死反扑，春冰瓦釜，自不待言。光宣新政，朝廷径以满蒙为西南土司同列，视为待开拓客体，其势已同拉铁摩尔“内亚次帝国主义”，而江东小华夏主义勃然而兴，颇有“革命即父债子还”之意。

庚子后财政危机，即拓殖直接动机。西法新政，华人所短，尽有人得其利我收其弊者。独于边务拓殖一事，汉人营之千年，经验纯熟，近师明治北海道桦太开拓，有利无弊。徐菊人总督关东（新三省尽取辽西、东蒙之地），岑西林巡守晋绥（兼统西蒙），皆曰：“天下大利莫如农”。民初北洋、西南对峙之形，已有隐势。

拓务者，朝廷卖地收大利，田赋取永利；流民垦地受小利。独以蒙旗为预定受害者，类似“国有企业下岗老干部”。然亦不可以朝廷背盟，盖拓务宪法依据，仍在乾隆十三年敕令。所需者，行使“最终解释权”而已。旗地主权者为大清皇帝，非皇命不得私租私卖与汉民，即有皇命即可公租公卖与汉民之义。朝廷之不可不用读书人，尚复何疑？

内蒙欲求外援，唯取日人，而日人政出多门，言无定准。巴布扎布受关东军饷械举事，而满铁后藤新平伯曰：“纵蒙匪扰满洲良民，吾帝国之罪也。”朝鲜总督寺内大将曰：“蒙部不自解散，余当亲简朝鲜军扑灭之。”巴布扎布败死，奉军完胜，亦日本“奉天派”对“大连派”之战术胜利。日张渐入蜜月，汉民倍增，即东蒙之绝路。

张氏祖辈所领荒地，实亦柳边外蒙地而非满地。三省画界，即否认东蒙概念，满蒙同归郡县，不如西蒙尚许局部自治。日张近代化联盟一日尚存，东蒙无望翻身。东北归顺国府革命外交，由“绥靖日韩而兼并满蒙”一变为“排斥日韩而无视满蒙”，东京“国际协调主义”溃败，而后有九一八之难。

东蒙四旗赞助日版“满洲国”远较满人积极，后者散居已久，势难再合，而蒙旗尚有聚居地残余可资利用。民国二十年，满洲国立兴安三省；二十二年复割热河北境为兴安南省，皆蒙古保护特区，禁汉民入境垦地，内治废郡县而复盟旗，直辖于新京蒙政部（部长为蒙人保留），以蒙古民族军守土，满洲国军不得入境。诺门坎之役，蒙军为日人效死。

兴安四省东界，恰在晚清民国东三（四）省西界与盛清柳条边中线，大体合于当时汉蒙居民区界限，可见满铁调查部颇有人才。其政治意义在于：承认蒙区东界退缩为既成事实，但“到此为止”，不可退至民国及大华国族主义心目中“合理边界”（即民国东四省西界）。就当时比较而言，蒙人于日人之手所获条件宽于民国、苏俄，无怪西蒙颇有响应关东军者。

抗战胜利，国府扬眉吐气，重画东北九省，与西蒙三省皆制同内地，蒙部附从于州县，民族区域自治名实皆废。内战大起，北军以苏俄、北韩、外蒙为沙发靠背，乃复内蒙民族区域自治，时民国三十五年（1947），民族自治区先于朝廷，于此仅见。其先，晋察冀边区、东北自治政府皆循国府省界，自立门户始于是，其东界复活兴安四省东界，为“理应抹平之满洲国”唯一政治遗产。